伊头家代代传来的黄毛巾

     偶然的一些杂感

A. 现在，倘若你还相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么有许多很便宜的现成帽子可以送给你，其中最方便的一顶就是慈悲地说：“唉，你是被灌输教育给整的，你应该启发自己，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来思考思考。”刚开始我还想和这些悲天悯人的精英辩论说，我正是出于自己思考才如此这般，但是我累了，所以我只想说：“你丫管得着么！”民主社会你丫管得着么。

 

B.很多人不胜艳慕地看着台湾立法院里面打架，啊！多么民主啊！虽然吵闹，毕竟就是民主啊，！我说，那其实中国早就民主啦！国民党共产党是最最最民主的党派，你看，共产党不同意国民党的意见，所以她们也就打起来啊，多么民主啊！

 

C.我有一句话憋了很久了：其实你们都是他妈的是傻比。

 

P.S. 有关出名的几个回忆

有件发生在我身上的真人真事，我出国前，大概是0203年左右，网络上有个妹妹非常自豪地向我推荐她的一个姐们（？大概吧，我从ID上如是推断）写的一本有关成吉思汗的小说，——非常之好，天才之作，她的评价是如此。我看了两页，我看书是很快的，然后就在QQ上回复她说，写的不错，只是有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啊？妹妹问。就是如果把里面所有的第三人称“他”字在WORD里面用“铁木真”做一个替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本书在很多年前已经被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科学院的大胡子老头子给一字不拉地盗版了，所以我建议她要注意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妹妹就生气了，用现在某80后作家的FANS的方式对我表示了最大限度的鄙夷： 你反正是写不出来，然后再也不理我了。

 

步非烟劝金庸隐退，金庸说步非烟这个名字是一个古代名妓的名字，很多步FANS不忿。我只是读了步小姐的小说：她的感叹号用的比金老多。我只是查了查GOOGLE，步非烟的确是古代某红牌的名字。

 

     其实我早就打算写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但是小猪同志突然大发雅兴，逼着我也对烟花有所意见，不过说实话，其实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先到小猪的网站上瞄了一眼，得了如是的信息：

      

      今天看到一条新闻，说湖南洪江古商城在春节期间开了个“烟花市井城”的主题旅游景点，其中包括了绍兴班青楼和福兴昌烟馆，结果遭到不少质疑。好事者称：“妓院和烟馆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把它恢复为景点供游人参观，令人匪夷所思。有哪一位父母愿带着孩子去这里长见识呢？就算真的参观了，想让它传递给人们怎么样的信息呢？这些腐朽的文化，有存在的必要吗？”（引号内为原文摘录）

      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王绍光博士专访

2007年1月25日 [天下论坛]http://bbs4./forums/politics/messages/1544462.html


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王绍光博士专访

王绍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0年－2000年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我想知道，您对五七年反右持什么样的看法。

　　王绍光（以下简称“王”）：“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我一般讲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 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南》：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恐怕需要返回到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我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王：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现在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就要摘帽子，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但是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我这儿有一张图表，你可以看一眼，它显示武汉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
　　
　　 《南》：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王绍光：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地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官职。
　　虽然 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他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南》：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


　　王：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我关于自己有关“文革”的书里引了一段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
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 “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南》：你是说，抛开谁对谁错不谈，事实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赶掉，新精英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
　　
　　王：马克斯.韦伯有一个理论叫“社会排斥”，就是说，我这个社会集团排斥你这个社会集团，它都有一个“排斥标准”。老精英集团排斥新精英集团，就是革命干部的集团，他说你们没有知识，没有掌管国家的本事，我们有，所以应该你们下去休息、学习，先让我们掌权。但是革命的新精英这时候也要排斥了，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你讲本事、讲知识，他确实没有，但是他有革命的本钱，他工农的出身是本钱，以后之所以强调“成分”，就是这样来的。
　　 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都没有机会（哪怕你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56、57年，你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下，土改法里都有，但是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关系。
　　
　　 《南》：实际上，你认为存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有知识，新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阶级背景、我的阶级出身。您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主流讲的（毛泽东）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样。
　　
　　王：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 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
[B]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B]

《南》：我刚刚看了一篇关于五七年反右的文章，作者认为，当时除了罗隆基这几个大右派言论有点过激之外，其余也就储安平讲了一个“党天下”，绝大多数言论都没有越界。

　　 王：你可以看一下各地的报纸。我是集中看武汉的报纸，武汉的《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当时放出来言论的，包括一些国民党的留用人员，都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他们倒不是说要民主，他们就说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说他们治不了现在的国家，这是言论的核心所在。
我认为反右并不是一个阴谋的结果，不是因为对知识分子歧视，才把55万人打成右派，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事情这么简单，为什么反右是发生在57年，不是发生在这之前，也不是发生在这之后，再过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为有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去解释，这是我看原始材料得到的感觉，我不去管历史决议怎么讲，我不管现在的故事怎么说，我是看原始的材料，从49年一直看到66年前后，花了很长时间，不过这已经是 20年前的事情了。

当然，会不会有领导人借机报复，是一定有的；会不会有人下指标抓右派，也是一定会有的。


《南》：后来确实发生了下指标抓右派的事情。

　　王：对，有。到文革初期的时候又出现过一次，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革里面的反应，他并不喜欢这一套。毛泽东从66年初就准备搞文革，头50天，他批评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50天各地的领导做法跟反右是一模一样，就是下指标，我们要打多少右派，让他们放出来，他们已经经过一个57年，这一次确实是有意引蛇出洞，但是毛说，这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大鸣大放这个东西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要造反——把这两个连起来理解，你可以知道他真实的动机不在那个地方。有国外的专家，就是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麦克法夸尔，他讲毛泽东反右很大程度上受党内强大的压力迫使他转向，从大鸣大放到反右，因为党内有强大的压力。
　　 我也看了大量的文件，57年以前讲落实政策，依赖知识分子，周恩来56年在一个知识分子的会上讲话，都讲要团结知识分子，但是57年以后说这些人不可靠，所以转折是这样转过来的，对政策的影响也比较大。

《南》：有学者认为，57年5、6月间发生的北大的学潮，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直接促使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

王：确实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汉也在57年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


《南》：回望那段历史，从解放后直到反右运动，你会发现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政权里面确实起到很强的参政议政的作用。即便是在反右即将发生前夕的5月下旬，毛泽东与他的秘书林克谈到对肃反中一些案件进行复查的程序问题时还说：今后党组讨论时可以先不定死，议一下交给非党人士议，然后根据他们的讨论，党组再详细讨论定案后，再交行政会议正式通过……

王：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绝大部分是民主党派人士。从章怡和写的《往事不能如烟》，你也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党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待遇非常好。

《南》：可是，不论反右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如何，但几十万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经过“引蛇出洞”，后来又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在客观上造成了此后知识分子讳言政治、讳言国事的情形？

　　王：这个说法有点问题。首先，当时称得上“知识分子”真的是凤毛麟角，占人口很小、很小的比例。按那时的标准，今天中国城市里大多数人都可以称得上是 “知识分子”了。其次，为什么只关心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而不关心普通工农大众参政议政？放到历史的时段里面来看，普通的民众能够在政治中间发挥作用， 49年以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是说对普通的民众而言。比如，54年宪法赋予公民选举权，那时候的人真的是欢天喜地，选国家主席，那是一件非常大、非常大的事情。
　　 当时知识分子参政是因为共产党需要他们的知识和智力来参与国家的建设，如果从这个方面看，我觉得今天的参政议政，比那个时候更广泛。

《南》：为什么说今天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更广泛呢？我觉得现在民主党派，甚至包括人大、政协起到的参政议政的作用都非常有限。

王：尽管现在还是受到很多限制，但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他们今天参政的广度和深度，我觉得是从来没有过的，工农反倒少了。
　　我们暂且抛开民主党派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谈，不把它当成特殊的政治势力，而是从整个知识分子在影响社会舆论、影响社会的议程设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我们知道，在政策的走向上，领导人还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比如经济政策，具体说人民币应不应该浮动，外资应不应该进来这些问题，大量都是知识分子在起作用。只是现在有太多的管道，已经分不清是影响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总之，大量的经济政策实际都是知识分子制定的，而这些知识分子以前大部分是党外人士，现在大部分在党内，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不管它同意共产党，不同意共产党甚至反对共产党，都是在党内。所以情况跟解放初不一样，当时的共产党里面知识分子太少太少，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民主党派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当时民主党派人士是有知识的，共产党干部是没有知识的，但是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真正的精英都在共产党内，而不是在民主党内。
　　 这两个时代不太一样，所以仅仅看民主党派大概不是好的比较。

　　 《南》：你说的没错，的确是这样。
　　
王绍光：如果说，因为五七年反右造成了今天知识分子远离政治，就是用逻辑代表历史，但是这个逻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即使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右派都出来翻案，他们当了造反派，他们变成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甚至去迫害当时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右派诗人叫XX，他文革中间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写了一些歌颂和鼓动武斗的诗歌。现在右派都是讲文革中间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间，他们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一点点不比别人不疯狂，可能更疯狂。所以人是不会学到教训的，虽然57年吓了一下，但是以后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今天还是会说话，哪有不说话的？往往是那些说话最多的人说我们不敢说话，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哪些话没有说？只是说推翻共产党这句话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说。讲宪政，讲私有财产，所有的政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哪句话没说？都说了。西山会议，不是当着共产党的官员说的吗？所以都是敢说的，哪有什么胆小的？
　　
《南》：从建国初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参与政治、影响国事的传统延续了下来，但是这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核心任务是巩固政权，后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知识分子参议国事的管道或者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能不能就这个转变谈一谈。

　　王绍光：的确，从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形式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比如说，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他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但内参还是有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发挥的作用更大，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用决策咨询群体来取代。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且着手建立和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它的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社科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第一手调查数据。之后，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 的制定。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等研究机构。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此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民主党派也频繁利用“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
　　 这些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在正规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进谏。
　　
　　 《南》：近些年，随着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恐怕也使得知识分子和民间影响决策的管道渠道发生了转变。总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王绍光：知识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是什么，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你看这几年公共政策的变化，溯源的话,基本都是舆论先行。比如农民工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
　　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也提出了决策民主化，但是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所谓“外压模式”，是指议程的提出者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
　　当然，形成压力的真正根源，是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不息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所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令人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等。
　　
　　 《南》：总体来讲，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情形是有所改善的。

　　王：精英谈的参与都是高层次的参与，都是所谓的政治参与，都是要参加选举的参与，但是，跟工人农民和普通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事情，是他（她）在企业里面，在工作的八小时里面，他的命运，他的待遇这些问题。他自己能不能参与呢？以前有一点参与的权利，现在却消失了，完全被工具化了。
　　 所以，在参与方面，我觉得知识分子总体是改善了，但是工人农民不一定改善了，是恶化了。


《南》：您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和政府保持一种什么关系比较恰当？

　　王绍光：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特权，你可以说话，政府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既然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特权，他们除了要呼吁自己参与以外，也要关心普通的民众的参与。[B]我看有些所谓“知识分子”太看重自己，把其他东西忽略掉了，[/B]而且很大程度上工农的权利被剥夺是某些知识分子忽悠出来的。

　　比方说产权，一旦产权定了，资本家就可以决定这个工厂的事情怎么办，但是另一种理论讲人权比产权重要。哪怕政治上的领导者是选出来的，但是资本家不是选出来的，资本家做的决定会影响一个企业几百人、几千人的命运，把一个人开除可以影响一家人的生计。资本家的决策权为什么不应该受到工人参与的制约，这是毫无道理的。一些知识分子把产权说成天经地义的事情，参与经济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人权反而不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讲经济民主，就是说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在跟他们利益相关的地方有发言权、有参与权，一个企业不光是老板有权利决定，普通的工人也是利益相关者，甚至工厂周围居住的居民也是利益相关者，比如排污，你可能影响到工厂周围的居民，或者你在上游排污，下游的企业也是你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利益相关者远远超过几个投资者。而我们的产权理论就是讲我们的企业是老板的，他做任何决策都是理所应当的，有些经济学家就来证明为什么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完全是为了剥削辩护。所以，我觉得有些读过几天书的知识分子太把自己当回事。虽然我自己受了几年教育，但是我十分瞧不起这类“知识分子”。

《南》：跟国外的情况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王绍光：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南》：你怎么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

王绍光：[B]我现在不太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比较关心工人农民的命运。[/B]相对而言，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很好的，跟中国其它阶层比起来，他们是最好的了。比如，以前有一句话讲：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即使在这句话最盛行的时候，工人的工资也从来没有跟知识分子能比的时候。由于这句话，他们能影响或者忽悠决策者，他们命运的改变、福利提高的速度也快得多——我跟胡鞍钢做过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把不同的人群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看他们在人大和政协里面的比重，以及比重变化的速度；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不同社会集团工资待遇提高的幅度，有趣的是这两者是相关的。其中知识分子变化最明显，他们在人大政协里面所占比重提得越高，他们待遇提高的速度就越快。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老是会问知识分子命运的问题？关心工农大众的命运更重要。
　　
　　 《南》：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B]我觉得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B]如果用那种方式展示，历史就变得非常疯狂，没有道理的疯狂，但是当你真正挖掘史料的时候，发现历史不是那样，它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已经不是谁对谁不对的问题，而是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矛盾就用那种方式展现出来了，它们是有内在逻辑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逻辑你可以一直追溯到土改，有很多事情就说得清楚，但是你没有这个逻辑一切都说不清楚。


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南》：您认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决策的影响不是太小，而是太大。不过，就个人影响政策而言，我想很少有知识分子像您一样能够发挥这样大的作用，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两税制改革，以及医疗改革等等。您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预想要影响政策？

　　 王：我没有。我关于税制的研究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做的，在美国发表了，胡鞍钢当时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他说你这几样东西很适合中国用，我们就弄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税制改革这个事情，其实财政系统内部的人早就有人在提。《报告》之所以让领导人觉得很重要，是因为跟他们的经验吻合了——税制再不改，中央掌管全国经济的能力都没有了。后来我写了另外一篇文章，《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发表在《读书》上的，我没有想去影响任何人，但是有领导人看到了，拿到全国财政会议上讲。只能说，这项研究正好适合了那个时代的需求，并不能说明这个人有多聪明或者有内部关系，一点都没有。
只有关于“军队不许经商”这个报告是我们当时不得已才写的内部报告，因为国内没有媒体给你发这种文章，话题太敏感了，只能对内部发。1998年，江泽民做军委主席的时候，才正式宣布军队与商业脱钩。我们不敢说这项政策的颁布跟我们的研究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确实在93、94年给有关方面看过有关军队应该 “吃皇粮”的报告，他们都赞同我们的意见，因为当时财政拨只管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方自行筹集。

《南》：会不会有人因此质疑你们跟政府关系太过密切，怀疑你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王绍光：我从来没有为政府说话。我也觉得，独立性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道德优势，如果故意要装出独立的姿态，我觉得这还是知识分子自恋的表现。如果我的研究有助于政府决策，对这个国家，对人民有好处，为什么不做？我说过，我的研究碰巧有些影响，但确实很大程度是无心插柳。

我以前跟崔之元开玩笑，我说你老是在寻求怎么能带来最好的结果，我说我就是防止中国出现最坏的情况，93年的税制改革如此，强调地区差距也是如此——我看到大量的国家因为差异过大而导致分裂，导致不稳定。军费问题、预算问题也是一样，包括后来的医疗改革、矿山安全，虽然我研究的对象好像千差万别，但是从逻辑上讲，都是为了防止中国出现最坏的情况。

《南》：我想您跟许多知识分子不太一样，我看过《国家能力报告》那本书，还有您关于文革的研究，医疗体制改革的研究，都有很扎实的调查和数据，来龙去脉很清晰。

　　王：有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嚷嚷两句，批评两句，但是从来不做任何研究。你用“GOOGLE学术搜索”去查，有些所谓非常“著名”的学者，几乎从来不被学术刊物引用，也没有几篇文章发表到学术刊物上，他们的文章往往只有强词夺理的观点，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我现在不愿点名，但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只有观点，非常武断，而且往往是错误的，但是不需要论据，不需要论证过程……

     进入正题前先说说今天一大早起来的事，明天25号签证到期，所以忍到今天去延签，现在是只看钱，给了六个月，唉，六个月后再说了罢，压力啊！！！

 

      ＋＋＋＋＋＋＋＋＋＋＋＋＋＋＋＋＋＋下面是正题了＋＋＋＋＋＋＋＋＋＋＋＋＋＋＋＋＋＋＋＋＋＋＋＋＋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虽然我不反对别人宗教，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不讨厌宗教，而且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坚定地反基督教者。这并没有什么理由，也不需要什么理由，套用先贤们反佛教的一个感性理由就是，中国没有基督教传入的时候繁荣富强，有了基督教传入之后反而受辱衰落，这种宗教要人信仰，难矣！

     

      这只是气话，但是我的确厌恶基督教，厌恶那种假惺惺地做派；尤其厌恶所谓的某些中国精英比外国基督徒的虚伪更加假惺惺的做派。你们改悔罢，啊啊啊，问题就是，我们凭什么你说改悔就改悔？如果说我们生下来就有罪，那么为什么要反对堕胎？堕胎才是在世界上减少罪人，在这个神圣啊，上帝御     实验室的制造越来越多罪人这难道还敢说不是罪恶么？实在就是过分啊！三位一体，你家爸爸就是儿子儿子就是爸爸吗？还要加一个灵？那你家老母怎么办？哦，是的，你说这是神，不可以用常理来揣度的，那么常理用来干吗呢？是只规范我们这些凡人么？那就是说我们这些凡人只要常理就够了，那么要神作什么呢？

     只要说到基督教我就上邪火，所以其实骂了这些我还没有说到今天的正题，好吧，让我们直接点，其实我就是看见了一则新闻分析说据西方某研究家推测中国在20－30年内会变成基督教国家，到时候会有20％－30％是基督徒。

     基督教一贯爱自己我贴金，比如所谓匿名的基督徒，比如中国有一千万地下教会还在信奉罗马的某某人，不过要让我相信这个还不如让我相信某退已经退完7000万。为什么，因为很简单，首先佛教伊斯兰教融入中国化了五六百年脱了几层皮才算修得正果，尤其是信仰更为广泛的佛教，从印度古典教义到中土的演变，这个过程从汉晋开始，一直到唐朝六祖大兴基本融入为止，其间磨难机缘不知多少，而基督教和中国本土文化差距比印度和中国文化差异更大，凭着刺刀要想在两三百年内兴起只是在做梦；至今基督教依然解决不了很多融入问题，比如祖先崇拜，只要这些过去就没有理顺，现在其实也没有人敢碰的问题存在，基督教统治中国就是一个笑话；其次呢，那就要看基督教自己怎么想了，如果只要口中说说就算他们神的子民呢，比如什么呼喊派啊这个派那个派基督教照单全收，东扒拉西凑凑来个一千万，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这样的话，到了最后我们也有可能就复兴天父天兄太平天国了，到时候呢，罗马的某人一定又会说，其实中国还有一千万地下教会在信仰他们，只是受到了天朝圣兵的压迫。

      20％－3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还有70％－80％不是基督徒，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就是基督教国家呢？不过这并没有妨碍的，因为还有“匿名的基督徒”存在啊！

 

    

    拉纳尔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不自觉的基督徒”——不管他是否是知道上帝或基督之名。他在客观上已成为“匿名基督徒”，符合基督教信仰。他“隐匿其名”地或“无名份”地做了基督徒。拉纳尔据此把无神论者叫做“匿名基督徒”。他甚至提出“基督徒是否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拉纳尔的“匿名基督徒”源自其“先验神学”——人因其先验知识可以在未受洗时先验地领悟真言，可以未经知识而经验到上帝。此乃“先验唯心论”。

   就是说，不用等到20年后了，现在的中国就已经是基督教国家啦！真是可喜可贺！おめでと！おめでと！

 

   PS：

   不过略为有点遗憾的是，这种强制入会的做法就连他们自己人也有点看不下去了：

    他的这一说法受到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1905-1988）等人的批评。一种批评认为，拉纳尔忽视了不同宗教的本质特征，似乎也可以有“匿名佛教徒”、“匿名穆斯林”、“匿名无神主义者”。然而众所周知，拉纳尔的“开放”态度很令人鼓舞。不过拉纳尔并不认为每一个人可以无条件地被视为基督徒。他并未廉价地奉送“基督徒”桂冠！在当今法制民主社会，文化人根本用不着隐瞒其信仰，好像“地下教会”那样。同样，我们也不可以独断地给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奉运自己心爱的称号，好像他们树立了自己那种“进步”世界观。这同那种随心所欲给反对自己的人乱扣帽子的做法如出一辙。

 

 

     小子曰：现代英语在八九百年当然是没有的，正如现代汉语在八九百年前也是没有的一样，古英语到中古英语再到近代、现代英语是有谱系可寻的，至少这八九百年前尚无英语就是胡说，至少也是没有经过大脑的说法了。另外关键的一点就是，这句话前半段和后半段是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联系再一起的？我是完全不明白这位国学宗师的意思，不知道谁能启发一下愚昧的我。

 

 

      小子曰：中国人有没有、要不要平民组织起来打到贵族阶级，这个我们姑且放下不谈，毕竟钱老先生要认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比我们要来得难，只是平民生活劳动都来不及，怎么有能力读书？有也是少数皮上之毛而已，和真正的劳苦平民有和干系啊。还有一点就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支持提倡的固然是贵族，但是先得这批“平民学者”的理论对他们有帮助才可以。譬如钱老先生自己倘若要在台湾研究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照耀全球，想必有很多贵族阶级要先支持提倡让钱老先生去绿岛爽一爽。正如我们要在大陆研究如何反共救国，不管我们是不是贫下中农都会立马成为“现反”典型，这个呢，我们就叫做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又是阴天大风加临时的大雨，自从2007年以来这里就没有正正经经地出过太阳。而且风暴袭来，宿舍和森林都有树木被风刮断，前几日在宿舍之中听得外面狂风呼啸，但是的确没有想到居然能够这么“够班”，而且全区火车大瘫痪，所以星期日发报纸就没有去了。明天去延签，呆在这里就是这样，心中总是有无限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让自己心烦，从星期四到星期六三天打工，累得够戗。

      本来打开《Japanische Morphsyntax》就是要复习的，但是一开了电脑就什么都看不进去，于是还是将白鸟樱的片子下了下来，唔，说到日本AV女星，目前我最迷的还是白鸟样，身材这些指标就不用谈了，关键是笑起来甜蜜蜜的样子实在让人不能抵抗啊，此外搞到几本不错的H漫……唉，我真是颓废啊。说道漫画，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未来日记》？总之从电驴上搞到了这部漫画，很不错的样子，但是出得很漫，无聊啊。

      说起来现在上网就会看见很多无比傻X的人和傻X的事，比如这个和那个，又比如那个和这个，总之和一个现在还很说得来的，以前少年狂放的时候认识的朋友一聊，两人都是先假模假样地问，这个事情您知道不知道啊？啊，我知道啊，怎么了啊？您觉得这事是不是有点过分啊？是啊，挺傻X的。对啊，我也这么觉得。然后两人一起骂一通傻X。不过我觉得不能怨我们，应该说现在很多事情，尤其是网络上傻X是一抓一大把，可是他们还成了气候，所以还得自己窝着掖着不能说，什么，说我们俩没有骨气和风骨？你丫真傻假傻啊？你以为你是屈原还是岳飞啊。总之要出头您自个儿，我们一定会在一边看笑话的。

       总之，在我这个环境下，能看到一些更多的有意的或是无意的愚不可及的玩意，要具体点明的话就太多了，我目前想到的首先就是鼓吹什么“正体字”——其实就是繁体字，只是有人要吹嘘繁体字如何如何好而非得如此说而已，就好象大家说美国英国其实这美英和美丽英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首先一个让我笑掉大牙的言论是某些台湾人的，具体忘记了，总之似乎是这里的中文报纸说，他们组织了一个活动来宣扬繁体字，反对简体字，口号就是“孔子不写简体字”。此乃傻X事情之一，具体为什么我就不用解释了。

      其次呢，是最近看钱穆先生的《经学大要》，虽然钱穆先生是前辈儒学大师，但是我依然要说，他其实有很多在想当然地胡说八道。也许大家对这部书不太熟悉，不过不用看通过其他途径也大致可以了解。只需要大家把现在一些鼓吹儒学救国的言论翻一翻，找出其中最无厘头结论——我的意思是说最没有一丝一毫理论和事实根据就得出的结论——找出来就可以了。比如排外，比如中国其实自己什么都是好的，还比如说其实美国没有什么什么终究会出毛病。我虽然相信美国现在这种政策执行下去的确会出大毛病，但是从来都不认为这和他没有学到中国什么东西有关系，因为真理是普遍的，中国有的统治理论外国也有，而且未必不是有更好的点子，就统治艺术而言，出现了和几千年前的理论本质上类似的地方没有什么稀奇，因为政治都是人类社会的活动，只要人本性一样就都会在本质上一样，但是和奉行不奉行儒教是没有什么联系的。《经学大要》中还有一个非常要不得的毛病就是牵强附会，某些问题完全是瞎扯，要想了解这点，那么就去找一些文革末期作人文研究的那些总是把儒法斗争扯进来的论文看看就明白了，考虑钱先生在49年后台湾的事实，我们就明白他讲经学讲儒教有多大程度是在为了政治而瞎扯的了。不过呢，我倒相信他是在真心相信这些实际经不起逻辑推敲的玩意，因为大陆奉行的政治的确对他这种人是刺激太大了，不祭出一点老祖宗的玩意来，他也没有办法发泄，毕竟他都跟着LOSER去了台湾了，对于这种心态我们还是应该宽容一点。话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有点悲哀，儒教的遗老遗少们在近百年来就没有找到一点更新的辩护词，坦白地说，今天很多遗老遗少的儒教情节以及所鼓吹的东西，都是半个世纪以前国民党逃台之后所玩过的，再更早就可以追溯到西学东渐以来那些儒教遗民了。就是说，连共产主义都在与时俱进的今天，他们还是老三篇。